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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志｜高铁建设迎来“丰收季”，看看哪条通你家 澎湃特约评论员 李蜀 即将进入四季度，中国高铁建设也再度迎来“丰收季”。包银、广湛、盘兴、武宜、杭衢等多条线路已进入开通倒计时。 9月28日这一天，襄阳至荆门的襄荆高铁、沈阳至白山的沈白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两条高铁的开通，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前者意味着湖北首条高铁环线即将“画圆”，全国高铁环线又多了一个；后者意味着，辽宁成为全国第11个、东北首个“市市通高铁”省份。--> 而湖北添“环线”、辽宁“市市通”，也是中国高铁网络进一步深化完善的又一生动注脚。 湖北高铁从骨干贯通迈向环线互联 襄荆高铁起自郑州至重庆高铁襄阳东站，接入沪渝蓉高铁武汉至宜昌段荆门西站，全长116公里。全线共设襄阳东站、宜城站、荆门西站3座车站，其中宜城站为新建车站。值得注意的是，高铁开通后，宜城也将正式跨入高铁时代。 该线路按最高时速350公里运营。其中，襄阳至荆门最快29分钟可达，较目前普速旅客列车压缩50分钟；襄阳至荆州最快55分钟可达，无需再绕行武汉。由此，襄阳、荆门、荆州之间的互联互通效率，显著提升。 虽长度仅百余公里，襄荆高铁的战略地位却不容小觑。 其一，它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的“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开通后能与荆荆高铁、汉十高铁、汉宜铁路等共同构建湖北“黄金三角”内环线，标志着湖北进入高铁环线时代；其三，还能与沪渝蓉高铁武宜段、宜兴高铁以及郑渝高铁相衔接，形成一条串联武汉、孝感、随州、襄阳、荆门、宜昌、荆州、潜江、天门、仙桃十大城市的“大环线”。 这一超级环线覆盖湖北17个地市(州、县)中的10个，囊括全省GDP前五的全部城市，堪称湖北经济发展的“白菜心”。如根据2024年的数据，武汉、襄阳、宜昌三城的经济总量就已占全省过半。汉襄宜“金三角”作为湖北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将因高铁环线获得更高效的要素流通保障，为产业协同和区域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襄荆高铁的开通，标志着湖北高铁网络从骨干贯通迈向环线互联的新阶段。每日最高26列动车组的开行计划，不仅将重塑沿线地区的通勤格局，还将强化武汉都市圈与“襄十随神”、“宜荆荆”两大城市群的联动效应，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保障和通道纽带。 沈白高铁对东北地区具有多重意义 沈白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东北东部快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起自沈阳北站，沿线经沈阳市、抚顺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5个地市(州)，终至长白山站，全长约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这条跨省大动脉对东北地区具有多重意义。 其一，一举结束辽宁抚顺、吉林通化和白山这两省三市不通高铁的历史；其二，强化辽吉两省经济联系，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更高效的交通支撑；其三，使辽宁成为全国第11个、东北首个“市市通高铁”省份，实现东北地区“市市通高铁”零的突破。 在普铁时代，东北曾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先行者，其密集的铁路网支撑了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然而，进入高铁时代，受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东北高铁建设节奏相对滞后，“市市通高铁”的空白长期存在。在此意义上，沈白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基础设施的补位，更象征着东北在高铁时代“追赶步伐”的加速。 具体而言，沈白高铁将沈阳至长白山的高铁通行时间压缩至2小时以内，白山、通化等城市也可由此融入沈阳1-2小时经济圈。同时，白山与北京的时空距离也将缩短至3.5小时左右。这种显著的时空压缩，不仅让沿线民众的出行更便捷，更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东北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给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如最直接的一点，沈白高铁沿线的抚顺、通化、白山等地均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白山地处长白山核心腹地，松花江、鸭绿江川流不息，森林覆盖率高达84.6%，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平均超2万个，堪称“天然氧吧”。有了高铁的快速串联后，将直接拉近这些旅游景区与沈阳都市圈乃至京津冀地区的距离，实现与主流消费市场的更高效对接。 事实上，沿线地区也早就在积极拥抱高铁机遇。今年7月，吉林省就组织通化、白山、延边等沈白高铁沿线城市在沈阳、北京、济南、郑州四地举办了相关文旅推介活动，并聚焦高铁时代文旅产品创新、客源互送、联合推广等，与各地探索合作发展新机遇。 可以期待，随着这条线路的开通，对内，东北更多城市的高铁连接将更充分、更紧密；对外，则将加速东北文旅资源的“出圈”步伐，并为推动东北地区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个“高铁上的中国”必将更加立体 高铁环线的再“上新”和“市市通高铁”省份的再扩容，这背后其实是中国高铁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根据2016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规划总规模约4.5万公里。截至目前已建成投产81.5%，开工在建规模约14%。到今年底，全国高铁运营里程将达5万公里，高铁网覆盖97.2%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 这意味着中国高铁建设已从主干框架搭建转入“细节”完善的关键期，一些“关键段”和“空白”地带的补齐将加速推进。 高铁环线的不断涌现，正是这种转变的直观体现。自2015年海南环岛高铁开通以来，目前中国已形成环鄱阳湖、环闽、山东半岛、成渝贵、长三角、黑龙江东部等多个高铁环线。如2024年6月开通的长三角环线高铁，就串联起上海、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一市，是全国里程最长、用时最长的环线之一。 “市市通高铁”省份的不断增加，同样是高铁网络持续完善的成果体现。如在辽宁之后，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的盘州至兴义高速铁路(简称盘兴高铁)就将补上贵州“市市通高铁”的最后一块拼图，让贵州成为全国第12个、西部第2个“市市通高铁”省份。 根据规划，到2035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7万公里，通达所有省会城市及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形成更加完善的现代化铁路网络。在这一进程中，“市市通高铁”省份俱乐部，必将继续扩容。 展望未来，随着更多高铁环线和“市市通高铁”省份的出现，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将进一步优化。高铁网络不仅将缩短各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更将通过提升要素流通效率，弥合发展差距，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一个“高铁上的中国”必将更加立体。这种立体性，不仅体现为更快的速度，更体现为更均衡的覆盖、更高效的发展协同。 【编辑:刘阳禾】
“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京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开始。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地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寻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东北不断拓展。历史如此发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有关。--> 自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渗透进城市肌理，馈赠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就已出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不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探索河流与城市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究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与水利规划的经典原则，也诠释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交叉点又最易从聚落崛起为城市。理论上，卢沟古渡附近与西山距离不远，又有临河之便，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起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泛滥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北京的滋养在早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时代，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东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东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高地上，诞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样子——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大字：“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就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还有威胁。古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大，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在实地考察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处修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周围农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据《刘靖碑》记载，戾陵堰的堰体结构是用装满大块卵石的‌荆条笼排列而成的，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辅助水坝。遇到山洪暴发时，洪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平缓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书改造带来的变化：每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总计灌溉区域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为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改变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毁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当年，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毁、重修，再冲毁、再重修，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脉络流淌，滋养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尝试。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认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几乎不可能。它的水量变化大，夏秋暴涨，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畅，还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发它的漕运功能？因为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巨大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都城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聚敛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和庞大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大量财富和粮食的消费。 当时，山东、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至通州，为了解决从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还原了当时河道的真实情况：“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不足成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设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地势高，水流湍急，并不适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要是趁机做坏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彻底堵塞它，原本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许可以重建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减少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直接关系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彻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水路畅通的迫切期待。 不过，失败只是历史的局部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自己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建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大规模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地势低洼，时常发生水患，不利于大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规划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为了大都的生命线。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解决运输问题，元代将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当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败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遗迹，让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可以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开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正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选择改造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西南汇入大河，以防止涨水突然涌入而造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长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它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区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员建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过去40余年。 当时，面对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反对，“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认为如果此水可用，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解决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由于“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计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过分段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大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为了给都城提供建材与物资，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之气候变化，下游河床泥沙严重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抗也达到了巅峰。史料中明确记载，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京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将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定”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散落在两岸，构成了一部人与河流对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探寻着共生的平衡点。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往来不息...... 【编辑:刘阳禾】